从 Napster 到 Suno:美国唱片业协会把老剧本按下了“快进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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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Napster 肆虐互联网的千禧年代,年轻的 RIAA(美国唱片业协会)律师 Mitch Glazier 曾硬着头皮走上大学礼堂的讲台,试图劝阻台下的学生别再碰 P2P 软件。那次活动中,排在他前面登台演讲的正是力挺文件共享的说唱教父 Chuck D。为了化解注定要迎面扑来的满场嘘声,Glazier 索性套了个黑色垃圾袋在头上登场。如今,他已经是 RIAA 的掌舵人兼 CEO。2026 年 11 月 9 日,Glazier 在 The Verge 旗下播客 Decoder 接受了 Nilay Patel 的采访——有趣的是,Patel 当年正是因为 Napster 的官司才立志成为一名版权律师,甚至还代理过被唱片业起诉的 Kazaa 用户。

A stylized illustration of RIAA CEO Mitch Glazier

Image: The Verge / Photo: RIAA

这场对话堪称戏剧性拉满:一位当年打响 P2P 版权战争的头号推手,与一位昔日站在对立面为用户辩护的法律人,如今却不约而同地认为,生成式 AI 公司才是眼下共同的“公敌”。Glazier 在采访中总结了这一微妙转变:在 Napster 时代,乐迷和唱片业彻底站在了对立面上;而面对今天的 AI,“大家其实在往同一个方向划船”。

但这个论断经得起推敲吗?25 年间,同一个行业协会第二次挡在了技术演进的浪尖上。比起“唱片业是否真的在文化战中换了阵营”,更值得深思的问题在于:打了这么多场硬仗,RIAA 究竟有没有弄明白这类争端到底是如何收场的?而当尘埃落定之后,又有哪些人最终被抛在了门外?

诉讼战打满五年,唱片业到底买到了什么?

面对当年的文件共享浪潮,RIAA 的第一板斧简单粗暴:直接把普通用户告上法庭。据电子前沿基金会(EFF)统计,在这场长达五年多的诉讼风暴停歇前,全美有 超过 3.5 万名普通人沦为被告。Patel 在采访中站在辩方的视角还原了当年的运作链条:高校迫于压力交出 IP 地址,涉案学生很快收到约 5000 美元的和解要约,最后不得不“跑去披萨店打工整整一个学期”来凑这笔赔偿金。

到了 2008 年底 RIAA 叫停这套诉讼策略时,EFF 给出的评价可谓毫不留情:海量诉讼“既没有遏制未经授权的文件共享,也没让任何一位音乐人拿到一分钱分成”。随后,唱片业转向了依托网络服务商(ISP)的“分级惩戒机制”——先警告,再限速甚至直接掐网。这一做法同样遭到 EFF 的抨击,认为唱片业把司法正当程序外包给了 ISP。(需要指出的是,EFF 始终是反对此类维权活动的倡导机构,其数据基于诉讼追踪,结论代表其自身立场。)

真正挽救并重构整个行业生态的,其实是商业授权。苹果在 2003 年 4 月 28 日正式上线 iTunes Music Store,以单曲 99 美分的价格全面向用户提供主流唱片公司的合法正版曲库,随后流媒体订阅时代接踵而至。据 RIAA 自行发布的年终数据,到了 2025 年,美国录制音乐产业的批发营收已创下 115.4 亿美元的历史新高,仅付费流媒体订阅一项就占据了 55.3% 的半壁江山。

不过,Glazier 显然从另一场经典战役中汲取了更刻骨铭心的教训——那就是 YouTube。他指出,Google 虽然当年在用户上传侵权内容的诉讼中赢得了官司,但最终还是开发了 Content ID 识别系统并老老实实购买了音乐版权。原因很简单:用户在 YouTube 上,而音乐是这个平台不可或缺的灵魂。“你可以在法庭上赢下官司,却可能在商场上输掉整盘生意,”Glazier 坦言。在他看来,一家即便在知识产权官司中占了上风、却无法与版权方达成商业合作的科技公司,其最终的产品体验注定要大打折扣。

读懂了这句话,你就能看懂如今各大唱片公司在生成式 AI 领域的整套操盘逻辑。

同样的剧本,按下了快进键

对比一下这两场战役的时间线便一目了然。Napster 诞生于 1999 年,而首个主流正版数字下载商店 iTunes 的出现足足花了 4 年。但面对 AI,唱片业的反应速度明显上了一个量级:

  • 2024 年 6 月: 在 RIAA 的统筹协调下,环球音乐、索尼音乐和华纳音乐联手将 Suno 和 Udio 告上法庭,指控两家公司的 AI 模型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擅自抓取受版权保护的录音进行训练。Glazier 当时公开表态,未经同意且不付报酬就“复制艺术家倾注毕生心血的作品”,绝不是什么“合理使用”(《洛杉矶时报》)。
  • 2025 年 10 月至 11 月: 环球音乐率先与 Udio 达成和解;紧接着,华纳音乐也先后与 Udio 和 Suno 握手言和。在华纳与 Suno 签署的和解协议中,Suno 同意逐步淘汰现有未授权模型并转向合规授权模型,同时限制只有付费订阅会员才能下载生成音频,并设置了下载上限(《好莱坞报道》)。
  • 2026 年: 授权合作全面铺开。据 《洛杉矶时报》2026 年 9 月的报道,Udio 拿下了独立音乐版权联盟 Merlin 和 Kobalt 的授权,Suno 则与 BMG 和 Believe 达成合作并上线了首批基于授权曲库训练的模型;与此同时,Spotify 也分别与环球音乐和 Merlin 敲定了 AI 领域的合作协议。

然而,诉讼的大棒并未因此放下。上述报道指出,索尼随后又对 Udio 发起了第二轮诉讼,索赔范围涉及 3 万多首录音;索尼与环球还共同发起了新诉讼,指控 Suno 发布的最新模型依然存在侵权行为。也就是说,环球音乐一边与 Udio、Spotify 签着授权协议,另一边还在法庭上追咬着 Suno。

这套打法与 Napster 时代如出一辙,只是节奏被极限压缩:先通过诉讼确立版权边界的存在,再以此为筹码逼对方在自己设定的框架下签署授权协议。Glazier 本人也毫不讳言这套组合拳:起诉 Suno 是为了“先把版权确立下来”,之后“再交由市场去自由发展”。

从几份和解协议的细节中,也能清楚看出唱片巨头们到底想守住什么。Udio 与环球音乐达成的合作是一个完全封闭的“围墙花园”,用户生成的歌曲无法导出下载或分发到其他平台;华纳与 Suno 的协议则严格锁死了下载次数。尽管 Glazier 声称由于 RIAA 代表多家竞争对手的利益,自己未直接接触具体合同条款,但他点出了背后的核心逻辑——防止“价值稀释”:通过商业授权,版权方获得了实质性的制衡权,从而避免海量的 AI 生成内容涌入同一批流媒体平台,蚕食人类音乐人赖以生存的真金白银。

在我看来,这一轮诉讼战的目的与其说是“惩罚侵权”,倒不如说是“为版权定价”。2003 年,唱片业跑去起诉自己的掏钱用户,结果竹篮打水一场空;2024 年,他们把枪口对准了弹药充足、赔得起钱的 VC 风投企业。起诉靶心的转变,才是唱片业在这场博弈中真正学到的一课。

格雷齐尔亮出的底牌:模型训练、标注与声音肖像

在整场专访中,Glazier 系统阐述了 RIAA 在左右 AI 音乐市场未来走向的三大核心议题上的底线立场。

Mitch Glazier on Decoder

Mitch Glazier on The Verge's Decoder (video still)

模型训练边界。 RIAA 的核心法理诉求建立在“合理使用”原则的第四要素上——即对原作品潜在市场价值的实质性影响。Glazier 直言,Suno 生成的音乐“就在同一个平台上与人类创作的音乐并肩竞争”,瓜分着同一笔订阅会员费,这已经构成了直接替代,而非转化性使用(transformative use)。他特意将此与 Google 当年的图书搜索案作了对比:法院认定 Google 建立索引有助于引导读者去阅读原作,而非取代原作。不过截至目前,法院尚未就音乐 AI 训练是否构成合理使用做出明确判决。

AI 标签与溯源。 在 Glazier 看来,给 AI 作品打标签是整顿当前市场混乱最立竿见影的手段。2026 年 7 月,RIAA 联合 IFPI(国际唱片业协会)、录音学院(格莱美主办方)、SAG-AFTRA(演员工会)等多家机构,共同推出了一个包含“完全 AI 生成”(AI-Generated)和“AI 辅助创作”(AI-Assisted)两类标签的单曲级自愿性标注计划。不过,这套标准目前对流媒体平台并没有强制力:Deezer 虽然口头表示欢迎但未做承诺,代表各大主流流媒体的数字媒体协会(DiMA)也仅仅表态称在“密切关注”。

Glazier 在采访中直接批评 Spotify 仅在幕后制作人员名单(credits)里标注 AI 信息是糊弄了事:“有几个听众会特意去翻制作名单?”他坚决主张必须直接在单曲播放界面显示标签。更关键的是标注的源头——既然纯 AI 生成的灌水歌曲大多来自独立创作者(DIY)群体而非正规唱片公司,那么把守关键咽喉的正是 DistroKid、TuneCore 这类数字音乐分发商。“完全由 AI 生成的泛滥乱象本质上是个 DIY 问题,也就是分发商的问题,”他表示。这也解释了唱片业近期为何频繁向分发平台施压,包括此前本站报道过的 DistroKid 大规模下架事件。此外,Glazier 坚称针对纯 AI 生成曲目的检测技术已经相当成熟,并拿 Deezer 极低的误判率佐证;而根据 Deezer 自家公布的数据,平台每日 AI 生成曲目的上传量在 2026 年 6 月达到了约 9 万首的峰值,占到了平台单日总上传量的一半以上。

声音与个人肖像权。 Glazier 强调,美国联邦层面目前在个人声音或肖像权上存在法律空白,而绝大多数州的形象权法律也仅适用于商业广告和代言代言领域。唱片业押注的解药是于 2026 年 5 月提交修订版的《NO FAKES 法案》。Glazier 将其定性为一种更接近商标法而非版权法的新型知识产权,并吸取了 DMCA 的教训,引入了针对恶意虚假下架通知的惩罚机制、反通知流程以及快速司法程序,确保“由法官来对宪法维度的争议做出裁决——因为没人希望平台自身拥有定义宪法权利的裁判权”。

拿 Napster 类比 AI,究竟漏洞在哪?

将今天的 AI 挑战类比为当年“从 Napster 走到 iTunes”的历程,虽然听起来是 RIAA 的得意剧本,但这一类比至少存在三个难以回避的硬伤。

首先,生成式 AI 绝非简单的盗版传播。 当年的 Napster 是在网络上原封不动地分发受版权保护的录音副本;而生成式 AI 则是在模型训练阶段消化了海量作品,生成的内容可能像也可能完全不像其中的任何一首具体歌曲。这正是为什么如今的争议无法套用简单的“非法复制”罪名、而必须在“合理使用”框架下辩论的原因。Glazier 拿 Google 图书案来论证,但别忘了:Google 最终赢下了那场官司。即使几份和解协议暂时缓解了涉案公司的法律危机,也远未能彻底回答这项技术在法律层面的根本定性。

其次,“所有人利益一致”不过是一厢情愿的说辞。 Glazier 声称在《NO FAKES 法案》的谈判桌上汇聚了 OpenAI、YouTube 以及公共知识组织(Public Knowledge)等多方力量。然而到了 2026 年 6 月,Public Knowledge 却联手 EFF、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以及民主与技术中心(CDT)等机构,共同向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发出一封公开联名信,敦促暂缓推进该法案现有版本的立法。EFF 批评该法案照搬了 DMCA“通知-删除”机制中“最恶劣的一面”,高达单件作品 75 万美元的法定赔偿金将迫使各平台采取“先斩后奏、一律下架”的做法。EFF 还警告,法案设立的新型肖像权可能会被版权方巧立名目,从原本受保护的艺术家手中轻易掠走。形象权法学学者 Jennifer Rothman 尽管评价 6 月底提交的替代修正案“大体有所改善”,但她依然在分析中指出,该法案仍允许将活人的数字分身对外授权长达十年之久,其最初的起草初衷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唱片巨头的利益量身定制的。目前该法案虽已通过委员会审议并列入参议院日程,但具体全体表决日期仍遥遥无期。

再者,唱片公司的利益并不等同于音乐人的利益。 RIAA 在法定层面代表的是各大主流唱片公司的利益。尽管 Glazier 声称唱片业内部的诉求在“90% 的情况下是高度统一的”,但 AI 授权协议恰恰撕开了那剩下的 10% 裂痕。美国音乐家联合会(AFM)已正式向环球和华纳提起诉讼,指控两大巨头未经授权就将其会员参与录制的音轨打包授权给 Suno 和 Udio,且未支付任何分成报酬。2026 年 6 月 22 日,包括音乐艺术家联盟(MAC)和焦点艺术家联盟(FAC)在内的 31 家涵盖艺术家、词曲作者和经纪人的行业组织,联合发布了一封反对默认将作品纳入 AI 商业授权的公开信(Music Business Worldwide)。独立音乐人也纷纷发起了集体诉讼,乡村歌手 Tony Justice 在针对 Udio 的诉讼中直指,独立音乐人在几大唱片巨头的法律博弈中“连一张属于自己的谈判桌都没有”(《公告牌》)。

来自行业一线的批评声更加刺耳。音乐人兼联合音乐人联盟(UMAW)立法事务总监 Damon Krukowski 在接受《洛杉矶时报》采访时针砭道:“技术或许是新的,但大公司盘剥的那套把戏毫无新意。”BandLab 的 Drew Silverstein 则说得更加克制:“唱片公司做出的商业交易,和单个音乐人是否拥有选择权,完全是两码事。”值得一提的是,目前所有达成的 AI 授权协议,没有一份向公众公开过具体条款,更不用说普通音乐人到底能从中分到多少真金白银了。

这恰恰是历史类比中最讽刺的一环:流媒体虽说拯救了录制音乐的工业大厦,却也让音乐人群体为极其微薄的版税分成抗议了整整十年——Patel 在访谈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他最担心的是整个行业的“中产阶级音乐人会被彻底掏空”。如果今天的 AI 授权协议再次重蹈覆辙,那就说明唱片业只学会了如何把“颠覆者”收编为“被授权商”,却依然没学会如何将收益公平地反哺给真正的创作者。

“小游说团”如何对抗“大科技”?

采访中的一个数据细节,耐人寻味地揭示了 RIAA 眼下的战略处境:Glazier 透露,RIAA 整个机构总共只有 46 名员工,专门负责国会游说的团队只有区区 3 个人。相比之下,全美录制音乐一年的批发营收大约只有 110 亿美元,而单单一家头部 AI 科技公司的市值就能轻松冲上 2 万亿美元大关。Glazier 坦言,唱片业真正的王牌并不是资金规模,而是手握公众影响力的广大音乐人,他们是“真正受大众信赖的传声筒”。

正是这种体量上的绝对悬殊,逼得唱片业倾向于通过私有行业标准(如音乐打标、DDEX 元数据规范、分发商过滤检测)和针对性极强的小步快跑立法来掌控局面,同时全力调动大众舆论。Glazier 下的赌注在于乐迷的消费心理:只要版权防线不破,人们依然愿意为具有真实温度的人性连结掏钱包,而标签机制正好给乐迷提供了明明白白消费的依据。他把纯 AI 生成的歌曲和 AI 辅助创作区分开来,断言乐迷将永远唾弃前者,而对于后者,未来或许会像今天接纳合成器和 Auto-Tune 一样习以为常。

但这场豪赌能否奏效依然充满变数。Patel 尖锐地反驳称,Spotify 上的海量听众早已习惯了各种平替神曲和粗制滥造的低质内容(slop),并未因此弃用平台;面对质疑,Glazier 也不得不承认,Spotify 在落实相关治理上的动作“可能确实慢了半拍”。

唱片业学会了什么,又漏掉了什么?

回望与 Napster 缠斗的岁月,RIAA 显然吸取了两个关键教训:他们不再把炮火对准身为衣食父母的乐迷,而是精准狙击那些腰包鼓囊、赔得起钱的企业;他们推动商业授权的速度成倍提升,把法庭诉讼变成了争夺新市场主导权与议价权的杠杆,而非单纯为了消灭某种新技术。

但旧剧本中悬而未决的最大顽疾,至今依然无解。授权协议完全由唱片巨头在密室中敲定,条款细则讳莫如深;而被拿去喂养 AI 模型的幕后乐手、编曲人和词曲作者们,至今仍在紧闭的门外徒劳地索要知情权和应得的分成。Glazier 声称 RIAA 与乐迷“在往同一个方向划船”,这在抵制盗版 AI 层面或许成立;但在和解与商业授权的大网织成之后,整艘船究竟会驶向何方,全看那些锁在保险柜里的保密条款——而截至目前,除了签署交易的商业巨头,依然没有一个局外人得见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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