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音乐界最大盛典”:从 Drake、BTS 到 John Summit,格莱美的合法性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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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11月16日清晨,第69届格莱美奖提名名单正式揭晓。单看官方意图,本该是一场无可挑剔的女性高光叙事:女性音乐人几乎领跑了所有通类大奖,Raye 斩获 11 项提名傲视群雄,Rosalía 拿下 9 项紧随其后,Ella Langley、Olivia Rodrigo、Phoebe Bridgers 与 Miranda Lambert 各揽 7 项(Digital Music News);而 Beyoncé 凭借《Morning Dew (Donk)》再度入围,成为史上首位迈过“百次提名”大关的传奇音乐人(The Hollywood Reporter)。

John Summit

John Summit。图片来源:John Summit / Instagram

但短短数小时后,舆论风向便被彻底逆转。美国当红舞曲 DJ John Summit 在 X 上愤而开炮,直言“除非这烂摊子有所改观,否则绝不再向格莱美提报作品”,不仅痛批整套评选是个笑话,更直指舞曲类奖项已被“唱片工业硬捧出来的流行巨星”全面攻占(The Hollywood Reporter)。Digital Music News 随后评价道,Summit 不过是那份不断拉长的抗议名单上的最新一员,在他身旁,还站着 BTS、Drake、Zach Bryan 以及 Stray Kids。

这串名单背后,才是这场风波真正值得审视的本质。孤立来看,每一位音乐人的离场似乎都能被公关话术轻易抹平——无非是错失提名的愤懑、私人恩怨,或是某种营销人设。但把他们放在一起,这批横跨舞曲、嘻哈、乡村与 K-pop 四大领域的巨星,退赛缘由却几乎找不到重合点。这给录音学院带来了远比单个明星发飙棘手得多的系统性难题:如今的问题早已不是某个特定垂直圈子觉得受了冷落,而是对于那些自身号召力早已无需奖杯加持的顶级艺人而言,“主动放弃入场”是否已经成为一种毫无负担的常规职业选择?

退赛名单真实复盘:谁在离场?他们到底为何说“不”?

在网络舆论中,所谓“抵制名单”往往传播极快,却也在转述中丢掉了关键的前提语境。因此,我们有必要逐一核对名单上的每个名字,将当事人的真实表态与外界舆论的臆测附会严格区分开来。

The Weeknd(2021–2025):诉求核心在“透明度”。这堪称当下巨星对抗格莱美的标准模板。在现象级神专 After Hours 与单曲《Blinding Lights》于2021届评选中遭遇“零提名”后,他直接发推怒斥“格莱美依然腐败”并要求流程透明,随后公开宣布永久停止向其提报作品(The Hollywood Reporter)。直到2025年2月的颁奖典礼上,他在录音学院 CEO Harvey Mason jr. 的亲自引荐下惊喜登台表演,这场长达数年的抗争才画上句号。

Drake(2020年起时断时续):本轮未作官方说明。早在2020年,Drake 就曾直言“曾经代表最高荣誉的认可,对今天的艺术家而言或许早已不再重要”。此后他的态度便反反复复:2022年撤回提名,2023年直接缺席,2024年仅报送了与 21 Savage 的合作专辑,而在2025和2026年再度作壁上观(Stereogum)。据 Stereogum 援引 Billboard 的报道,针对2027届评选,他2026年发行的三张专辑——Iceman、Habibti 与 Maid of Honour 均未提报。目前唯一的公开信号,仅是 Iceman 尾轨《Make Them Know》里的一句歌词:“这张专辑,我绝不会提报”(This album, I'm never submittin' it)(MusicRadar)。坊间猜测此举与 Kendrick Lamar 的《Not Like Us》在2025年横扫五座格莱美有关,但 Drake 本人从未证实过这一点。

Zach Bryan(2025届周期):抗拒音乐的竞技化。名单上的 Zach Bryan 是最需要审慎对待的一位。他确实没有参与2025届的提报,当时相关知情人士透露,他非常排斥颁奖礼“将音乐变成竞技比赛”——值得玩味的是,就在几个月前他才刚刚捧得人生首座格莱美(Digital Music News, Stereogum)。DMN 在关于 Summit 的报道中直接链接了这篇2024年的旧文。但目前没有任何可靠报道证实 Bryan 是否提报了2026或2027届,因此直接将他划入“今年同样抵制”的阵营并不符合事实记录。

BTS(2026年7月):拒绝被新设的“亚洲流行”划地为牢。BTS 在公开声明中表示将不参与第69届格莱美奖的提报,并强调希望自身音乐能够在不被地域或语言人为分割的前提下被世界听见(Variety)。尽管声明并未直接提及任何奖项名称,但这一表态恰好发生在录音学院设立“最佳亚洲流行音乐表现”(Best Asian Pop Music Performance)奖项后一个月(Digital Music News)。不过其母公司 HYBE 向地区媒体澄清,这并非“全公司层面的抵制”。

Stray Kids(2026年8月):错过截止期,未予置评。JYP Entertainment 证实该组合任由8月21日的提报截止日期悄然过去,但并未透露具体原因,也拒绝回应此举是否与新设的“亚洲流行”类别有关(Variety)。所谓“抵制”纯属媒体使用的字眼,JYP 官方从未给出这种定调。

John Summit(2026年11月):直指舞曲分类彻底变味。在本轮弃赛名单中,Summit 是唯一一位在颗粒无收后立刻公开给出详尽解释的音乐人。他的质疑具体而直接:入围者并非业务水平不行,而是“那根本不是舞曲,纯粹是流行乐”,“夜店里的 DJ 根本没人会放那种歌”(The Hollywood Reporter)。

至于这桩风波中的 K-pop 视角——“亚洲流行”奖项究竟是如何构想出来的,又是为何在无形中冒犯了其本想拉拢的目标群体——我们在之前的深度文章中已有完整拆解。放在当下,它构成了这一轮更广泛抵制潮中的关键一环。

三种诉求背后的同一个本质拷问:谁拥有定义权?

把这些理由梳理开来,便能清晰看到三种截然不同的诉求维度。The Weeknd 质疑的是流程公正:究竟是谁在幕后选出提名,整套机制是否缺乏透明?Summit 以及外界普遍解读下的 BTS,抵制的是人为边界:音乐人凭什么被塞进特定的框框里,这个框框又由谁来界定?Bryan 质疑的则是评选的底层前提:艺术创作本身到底应不应该被量化排名?至于 Drake,其真正动机最难揣摩;Charlamagne Tha God 在电台节目《The Breakfast Club》中认为,Drake “比起格莱美,显然更在乎互联网带来的群体认同”(Digital Music News)——不过这仅代表个人观点,并非确凿的事实报道。

在我们看来,这三类诉求的真正公约数,是一场关于行业“话语权”的博弈。格莱美向来标榜自己是乐坛唯一由“同行评审”决出的权威荣誉,但每一次离场,都在从不同侧面拷问投票群体的代表性:参与投票的同行,真的是合格的同行吗?House 音乐 DJ 质疑的是,给舞曲分类投票的人平时到底去不去俱乐部打碟?韩国男子偶像组合质疑的是,自己的作品凭什么要被按照地理标签边缘化归档?而在流媒体时代坐拥庞大受众、习惯用实时数据衡量影响力的说唱巨星则在质问:一个评选团的主观裁决,凭什么凌驾于真实受众的选择之上?

Summit 的案例也揭示了这类矛盾到底有多难调和。他的批评并非全无道理:录音学院早在2023年增设“最佳流行舞曲唱片”奖项,初衷正是为了避免主流流行歌手过度挤压传统 DJ 在舞曲领域的空间(The Hollywood Reporter)。但审视今年入围“最佳舞曲/电子唱片”的名单——Madonna、Fred again..、Slayyyter、Tame Impala、Tinashe 与 underscores——他们绝非外行乱入。正如 The Hollywood Reporter 所言,Madonna、Slayyyter 和 Tinashe 在整个音乐生涯中都在持续发行舞曲。事实证明,何谓“纯正舞曲”,即便在舞曲圈从业者内部,大家划定的界线也各不相同。

自救与改革:录音学院这几年到底变了什么?

录音学院并未对外界的批评装聋作哑。梳理其2021年以来的动作,他们在制度层面确实推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实质性改革。

彻底取缔“暗箱提名委员会”。2021年4月,在 The Weeknd 发推痛斥其“腐败”仅数月之后,学院董事会便投票废除了长期以来在幕后闭门决定通类大奖及多数流派最终提名的审查委员会。自那之后,相关类别的入围名单均改由全体投票成员一人一票直接选出(The Hollywood Reporter)。

全面重构评审群体画像。学院每年都在大规模吸纳数千名新成员。以2025届为例,新加入的3800余人中,50%年龄在39岁及以下,58%为有色人种,35%为女性;拉丁录音学院的所有投票成员也首次被全员吸纳入会(Recording Academy)。2025年介绍 The Weeknd 出场时,Mason 透露学院已新增超3000名女性投票成员,整体评审队伍中有色人种比例已“接近40%”(The Hollywood Reporter)。

增设细分类目,优化选票机制。面向2027届评选,学院一口气新增了五个奖项类别,其中包括备受争议的“最佳亚洲流行音乐表现”奖。此外还推出了“Ballot Plus”选票机制,允许在多个流派均有认证作品的评审自主选择至多15个类别进行投票,并将参评专辑中全新录音作品的比例门槛从75%下调至66%(Recording Academy)。

这些改革见效了吗?只能说部分见效。The Weeknd 重返舞台,Bad Bunny 也在2026年斩获年度专辑大奖,成为格莱美历史上首个凭借纯西班牙语专辑捧得该奖项的音乐人(The Hollywood Reporter)。然而,2027届的集体退赛却暴露了改革的严重副作用:全面放开普选解决了关于流程公正(process)的质问,增设新奖项满足了对行业认可(recognition)的渴求,但每一个新奖项的设立,本质上都是在划定新的藩篱——而这种人为界限,恰恰是当下 Summit 和 BTS 抗议的焦点。学院用来彰显包容的核心工具,反倒沦为了催生新矛盾的策源地(此为本文分析,非录音学院官方立场)。

硬数据说话:集体弃赛,真能撼动格莱美的基本盘吗?

如果所谓合法性危机会在真实商业数据中有所显现,电视收视率理应是最直观的指标。但尼尔森的统计数据并未讲出一个“江河日下”的单线故事:2021年疫情期间的颁奖转播创下920万观众的历史新低,较2020年的1870万狂跌51%(AP via News4JAX);但随后收视率迅速回升,在2024年攀升至疫后高点的1709万,随后在2025年回落至1540万,在 CBS 转播的收官年2026年则为1441万(The Hollywood Reporter)。

值得深思的是,在收视强势反弹的2024年,The Weeknd 依然在抵制格莱美;而当他在2025年回归时,收视数据非但没有提振,反而有所下滑。2026届转播收视同比下滑约6%,与金球奖同期的跌幅大致相当,这更像是整个电视颁奖礼大盘受众流失的行业共性,而非专门针对格莱美的反弹。与此同时,据 CBS 披露,2026届颁奖礼录得了3.025亿次视频播放量与7840万次社交互动(The Hollywood Reporter)。现有事实证明,从未有任何单一场次的明星抵制能够实质性重创收视率。大众真正追随的,始终是当晚到底有哪些明星登台炸场、各大奖项最终花落谁家。

在转播商业层面,格莱美同样丝毫不见品牌危机的迹象。在结束了与 CBS 超半个世纪的绑定后,格莱美将于2027年起转战 ABC、Disney+ 以及 Hulu,并与迪士尼敲定了长达十年的巨额合约(The Hollywood Reporter)。精明成熟的商业巨头绝不会为一个日落西山的 IP 押注整整十年。鉴于目前公开渠道缺乏可靠数据来衡量一次提名或得奖究竟能为当下的流媒体播放量或商演带来多少溢价,我们无法断定选择弃赛的音乐人自身承受了多少商业损失。

真正的风险更加隐蔽,也更难以量化。相关报道表明,Drake、BTS 以及 Stray Kids 的成员不仅是潜在的热门提名者,他们本身就是录音学院的注册投票成员(Digital Music News);Stray Kids 全体八名成员甚至在今年全员受邀成为评委(Variety)。当核心音乐人虽身居评审团之内,却拒绝将自己的作品送进赛道时,哪怕电视收视依然坚挺,学院口中那套“乐坛唯一同行互选大奖”的权威性,也正在被从内部持续瓦解。

为什么说用“全面危机”定义格莱美言过其实?

冷静审视之下,我们有充足的理由对这轮“抵制潮”保持更为理性的克制态度。

提名阵容本身展现了极强的包容度与广度。由 Raye、Rosalía 和 Ella Langley 领衔,年度专辑提名中仅有 Bruno Mars 一位男性音乐人(Digital Music News),这份榜单绝不像是一个思想僵化的老旧机构所为。“最佳新人”提名涵盖了法裔加拿大二人组 Angine de Poitrine、Geese、Sienna Spiro 与 the Womack Sisters。即便遭到韩国头部唱片公司的抵制,“亚洲流行”类别依然拿出了跨越三国的丰富角逐名单:来自韩国的 IVE 与 KiiiKiii、来自菲律宾的 BINI 与 SB19,以及来自日本的 LiSA 和 Babymetal(The Hollywood Reporter)。

录音学院敢于公开直面争议。在确认“亚洲流行”类别将继续保留时,Mason 毫不讳言争议的存在:“我们明白这个决定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满意,这种滋味确实不好受。”但他同时指出,鉴于首年提报数量“极其强劲”,学院“坚信从整个音乐社群的全局来看,这是正确的抉择”(Variety)。

主动弃赛,本质上是顶级巨星才玩得起的特权游戏。名单上的每一位艺人,无一不坐拥庞大的全球粉丝盘,或在主流榜单上占据统治地位。这类音乐人完全有资本将格莱美视作可有可无的选项。但对于广大腰部与小众领域的音乐人而言——那些在 X 上从未引发过热搜的爵士、民谣、福音以及各类幕后技术奖项的入围者,一次格莱美提名依然能直接变现为大型音乐节的演出邀约、影视版权商用合作,或是用钱都买不来的媒体曝光周期。从这个层面来看,抵制不过是“不再需要格莱美的人”专享的特权,而这个奖项机制的真正价值,绝大部分依然在支撑着数量远为庞大、依然迫切需要它的音乐从业者(此为本文解读)。

错失提名并不等同于抗议。今年同样颗粒无收的还有 Harry Styles、Gracie Abrams 和 Hilary Duff,而 Noah Kahan 也仅勉强保住一项提名(The Hollywood Reporter),但他们中没有一个人因此宣布抵制。Summit 的离场恰恰发生在他本人被拒之门外之后,哪怕他的批评有合理成分,这一时间点也无可避免地会影响外界对其发声动机的评判。

结语:合法性危机已现,但远未走向崩塌

把所有论据拼在一起,动辄称之为“全面崩塌”显然言过其实。转播收视率紧跟整体电视颁奖礼大盘走势,新的转播平台毫不犹豫地签下了十年长约,提名名单的多样性无论从哪个维度看都足够坚挺。真正改变的,是一个更为隐性却更为持久的趋势:主动离场已经成为头部艺人被广泛接纳的常规操作,且大家的出发点完全不同。在不久之前,“抵制”还是极罕见的抗议行为;而仅在2027届周期内,横跨嘻哈、K-pop 与舞曲的四组艺人便已公开弃权或放出狠话,另有一位乡村歌手也常年被绑在这份名单中,逼得学院不得不按各自的诉求分别应对。

录音学院的那套工具箱——开放普选、扩充会员、增设细分奖项——确实精准解决了其最初针对的闭门暗箱问题。但这套打法却很难应对眼下的新挑战:音乐人开始全盘否定分类机制本身,甚至开始拒绝将艺术拿来同台竞争的前提假设。2027年2月7日 ABC 的首次转播并不会为这场争端盖棺定论。届时真正要检验的,是在缺少了 Drake、BTS、Stray Kids 以及誓言不再报名的 John Summit 之后,格莱美是否依然是全行业绝大多数人愿意奔赴的年度最大夜晚。而从眼下的所有迹象来看,答案大概率依然是肯定的。

参考信源